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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聂鲁达之后,“诗人爷爷” 赫尔曼也走了

2014-01-20 00:03:45 来源: 东方早报 作者:
摘要:早报记者 郑依菁 石剑峰 当代拉美世界最重要的诗人之一、阿根廷诗人胡安·赫尔曼于当地时间昨天下午4点30分在墨西哥家中逝世,享年83岁。他唯一的后代、孙女玛卡莲娜·赫尔曼确认了这一消息,她将从乌拉圭赶往墨西哥参加葬礼。阿根廷文化部长豪尔赫·

赫尔曼诗歌译者之一的范晔昨天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关于赫尔曼的关键词有犹太裔、共产党、塞万提斯奖、异名、流亡……想了解完整的拉美诗歌版图,有必要在巴列霍、博尔赫斯、聂鲁达、帕拉……之间加上赫尔曼的名字。”

早报记者 郑依菁 石剑峰

当代拉美世界最重要的诗人之一、阿根廷诗人胡安·赫尔曼于当地时间昨天下午4点30分在墨西哥家中逝世,享年83岁。他唯一的后代、孙女玛卡莲娜·赫尔曼确认了这一消息,她将从乌拉圭赶往墨西哥参加葬礼。

阿根廷文化部长豪尔赫·科斯西亚称,“感谢这个伟大的阿根廷人始终在追寻一个更好、更公正、自由、有尊严的国家。他是一个战士,尽管经历流亡、失去、无助、痛苦,但他用文字和行动点燃了拉美世界的激情。”

赫尔曼诗歌译者之一的范晔昨天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关于赫尔曼的关键词有犹太裔、共产党、塞万提斯奖、异名、流亡……想了解完整的拉美诗歌版图,有必要在巴列霍、博尔赫斯、聂鲁达、帕拉……之间加上赫尔曼的名字。”

上周仍在写专栏

赫尔曼与中国缘分很深。2009年4月,胡安·赫尔曼和太太马拉曾来到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塞万提斯学院,朗读他的西班牙语诗作,并向诗歌爱好者们“自我解构”其传奇人生。出生于1930年代的赫尔曼与出生于1940年代的北大西语教授赵振江兴奋地回忆了充满激情的时代。赫尔曼走在南池子大街上问翻译、当时北大西语博士于施洋,“现在的年轻人怎么看毛泽东?”当听到“有些人处在两个极端,但大多数不在乎”的回答后,赫尔曼露出了失落的神情,尽管他也为中国的日新月异感到高兴。

胡安·赫尔曼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是西班牙《国家报》,他在采访中重申,“我支持阿根廷政府,目前的政府是几十年来最好的一届。”赫尔曼指的是由阿根廷前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于2003年接任,并由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继任的当今阿根廷政府。赫尔曼称赞他们“没有发起社会主义者革命,而是回归古典的资本主义”。

这些年,定居墨西哥的赫尔曼住在一栋15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还坚持为阿根廷日报《第十二页》写周末专栏。上周,他发表的最新一篇专栏是关于法国殖民。去年8月,他最后一次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带去了新诗集《今天》。

流亡13年

曾当过新华社记者

1930年,赫尔曼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俄罗斯犹太移民家庭,赫尔曼父亲还曾参加过1905年的俄国革命。他的父母1928年离开俄罗斯,1929年到达阿根廷。15岁时,赫尔曼参加了阿根廷共产主义青年团,还参与创建了阿根廷城市游击队。1954年至1955年,他和同伴们创建了“硬面包”诗歌小组,并于1956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小提琴及其他问题》,以此作为反对军事独裁的方式。对于同时代的游击队员切·格瓦拉,赫尔曼的评价是:“他是阿根廷游击战的催化剂。他是一个世间绝难再现的伟人。幸运的是,他曾出现过。”

1959年,赫尔曼受邀担任新华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记者,一直工作到1964年。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分歧,社会主义阵营产生分裂。各国共产党分为两派,一方亲苏,一方亲华。当时,阿根廷共产党要求赫尔曼放弃新华社的工作,但赫尔曼选择了坚持,这使得他不得不离开了阿根廷共产党。

胡安·赫尔曼的人生命运始终与革命、政治压迫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政治活跃分子,赫尔曼在1976年-1983年阿根廷政府镇压左翼持不同政见者的“肮脏战争”期间被迫流亡在外。“那是一场确确实实的独裁,这场独裁让3万人消失了!其中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无法写作。”流亡13年后,直到1988年他才被允许回到阿根廷,而那时赫尔曼选择与妻子马拉留在墨西哥。

在赫尔曼流亡期间,他的儿子和怀孕7个月的儿媳被军政府绑架并伤害,直到1989年才在沉于河底的水泥桶里找到了儿子的遗骸,儿媳至今下落不明,而幸存的孙女在他70岁高龄时才得以团聚。这个孩子在父母遇害后被一个有乌拉圭军方背景的家庭收养。找到儿子骸骨之后,他为儿子写下《公开信》:“告诉你或不告诉你我的痛苦/ 拥有你的或不拥有你的方式/ 改变那折磨你的热情仿佛/ 会使儿子平静地飞起来仿佛/ 那心碎神迷,声音,冷漠/ 将人与墙壁举起来/ 让你那温柔恐惧的脸/ 狂乱而暴怒,再见吧,心肝。”

在公众面前,赫尔曼更愿意谈论过去的旧债。在去年的诗集《今天》的发布会上,赫尔曼谈到了他对阿根廷军政府镇压者被判刑时的印象,“当一个人的生命被判刑,人们期待着在法庭上看到欢呼雀跃的人。但我那一刻感到的是麻木,没有快乐,没有满足,没有平息的仇恨,也没有报仇的欲望。”

“诗歌可以谈论任何事”

在拉美知识分子界,大家亲切地称呼赫尔曼为“诗人爷爷”,他的许多诗正是这种形象,亲近、口语化,甚至有几分“反文化”的色彩。他并不刻意讲究韵律、音节、过于复杂的隐喻和诗歌的仪式感,一个苹果、一个街景,生活瞬间的小事都可以入诗。

在赫尔曼那首著名的诗《动物》中,表面上看这是首游戏性质的诗歌,其实反省了他一生的生活和创作。白天与黑夜的互相吞噬将一切归零,说出的被收回,经历的被淡化,容易写下的也容易消逝,如同晚年宠辱不惊的赫尔曼,皈依永恒。

与记忆的抗争是赫尔曼一生的写作主题,他的诗歌被认为代表了阿根廷的“60一代”,被痛苦、独裁、流亡所笼罩。赫尔曼支持西班牙和墨西哥那些学生运动,包括“愤怒运动”和“我是第132运动”,因为他相信“这些运动能够动员年轻人”,但“缺乏政治经验和清晰的目标,很容易导致失败”。

作为批判现实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胡安·赫尔曼为自己的诗歌固守着“生活的日常性”和“日常中的不平凡”,反映了其犹太文化背景、对国家与家庭的关注以及他对阿根廷政府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肮脏战争”期间的痛苦感受。同时,他的诗歌语言十分克制,从未显示出愤怒,他说,“只有当语言触及心灵才能引起叛乱。”

赫尔曼早期的诗歌中可以看到受政治蛊惑的一面,更富激情,而晚年的诗歌则回归诗歌本身,处理更加永恒的命题,比如时间、生死、爱情。他往往能够通过微小的日常生活和意向申发出关于生命、永恒等更加深刻的体悟。

赫尔曼说,让他一直保持写作的原因是“不满”。“我一直在追诗歌这位女士,因为我连她的尾巴都够不到。”赫尔曼的诗歌从不划定界限,“诗歌可以谈论任何事,政治、秋日的最后一片落叶、岩石母亲的孩子、甚至最不简单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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