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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史研究的新问题新进展新观点

2014-01-27 06:03:40 来源: 北京日报 作者:
摘要:▲1917年,北洋政府对德宣战。由于欧洲大部分男性被军方征用,导致劳动力短缺,中国派出20万劳工参加到协约国方输送战略物资。图为扛着炮弹的华工。▲旷日持久的战争使男人长期服役,大量的伤亡需要不断补充兵员。图为一战时期俄国军队的光头妇女营。今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国际学术界非常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把爆发于1914年的“大战”,当作欧洲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欧洲学术界打算从2014年开始,连续五年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研究的主题之一,这一学术动态值得我们关注。就我国史学界来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成果相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相当薄弱。这里,我就近年来一战史研究的一些新观点和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作简单探讨。

▲1917年,北洋政府对德宣战。由于欧洲大部分男性被军方征用,导致劳动力短缺,中国派出20万劳工参加到协约国方输送战略物资。图为扛着炮弹的华工。

▲旷日持久的战争使男人长期服役,大量的伤亡需要不断补充兵员。图为一战时期俄国军队的光头妇女营。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国际学术界非常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把爆发于1914年的“大战”,当作欧洲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欧洲学术界打算从2014年开始,连续五年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研究的主题之一,这一学术动态值得我们关注。就我国史学界来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成果相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相当薄弱。这里,我就近年来一战史研究的一些新观点和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作简单探讨。

关于一战爆发的原因:须写一部从1870年甚至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欧洲外交史,才能看清根源

关于一战爆发的原因,除了认同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争的根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之外,还要研究这场大战爆发的远因和近因。就远因也就是基本原因来说,要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考察。实际上,基本原因如此复杂,且年代久远,因此必须写出一部从1870年甚至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欧洲外交史,才能看清它的根源,有些问题需要追溯到路易十四时代,甚至查理曼时代。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交战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军国主义、秘密的同盟体系、民族与民族主义、种族、宗教、民主、教育、群众心理、大众宣传等都有关联,因此要从历史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察。

就近因来说,主要是指对战争爆发的直接责任的问题的研究,其时间和研究对象一般是从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到9月4日英国宣布英德处于战争状态的这38天的时间里发生的一系列外交交涉和事件,以探讨和揭示相关各国的战争动机。由于经年累月的大战一天天激烈残酷,完全超出了当时各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设想,因此所有参战国的领导人都发表战争演说,申辩自身的行为无辜,而把发动这场战争的责任推给对方,最后凭着孰胜孰败来决定发动战争的责任。因此,《凡尔赛条约》第231条规定:德国及其同盟国应当承担战争的责任。但是,1919年以后,特别是凡尔赛条约签订之后,德国并不承认自己对战争负有责任,加上许多外交文件的陆续出版和名人回忆录的出现,更促进了对大战爆发的近因问题的探讨。这些研究的基本看法是:战争的责任并不全在德国,协约国也负有其责;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协约国的责任大于同盟国。

关于一战对参战国的影响:一战引起了西欧主要参战国家明显的经济社会变革

一战对主要参战国家引起的经济社会变革是明显的,然而长期被忽视。例如:大战与政府职能的变化。旷日持久的大战使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从而政府机构的职能有所改变。战争初期,由于没有一个国家预料到这会是一场长期战争,因此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对国内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随着战争的延长,到1916年,各国都不得不建立起一整套政府的专门机构,包括各种局、署机关和专门委员会等等,以便有效地利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这些机构干预私人企业投资方向,负责分配政府订单,控制原材料的供应,调整各种经济关系,垄断对外贸易,从总体上控制经济生活。另外,为了掩盖长期的无效战斗和骇人听闻的人员伤亡,使民众支持战争,各国政府也都极力控制社会舆论,从而控制人们的思想。他们还禁止罢工,提倡节衣缩食,将民用品特别是奢侈品的生产降到最低限度,力图将整个社会的财富、资源甚至道德取向都引向赢得战争胜利的唯一目标。

又如:大战与妇女地位的变化。这是大战使交战国社会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旷日持久的战争使男人长期服役,大量的伤亡又需要不断补充兵员,因此就连原来可以免服兵役或体质不健康的男子也要应征入伍,这就使大量妇女进入工厂和管理部门,接替了许多过去被认为只有男子才能承担的工作。以英国为例:大战中的英国妇女甚至组成了军队妇女团队(在俄国军队中也有女兵服役)。尽管妇女得到的工资相对较低,但是千百万妇女的个人生活与眼界从家庭转向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成为社会劳动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的社会地位获得了提高。1918年30岁以上的英国妇女获得了选举权。

关于一战与战后国际关系:一战推动了反战与和平运动,欧战的反战情绪,与英法30年代绥靖政策的形成存在重要关联

这是战争与和平关系问题中的一个十分具体而重要的问题。它至少涉及四个问题:其一,要求和平和进行革命之间的关系。随着战争的长期化和极端残酷性以及交战各国经济危机的加深,人民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后方,许多人拒绝服兵役;在前方,一些士兵拒绝执行作战命令。到战争后期,反对战争、要求和平成为一些国家发生革命的重要动力。“和平、面包、自由”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1918年的德国革命和奥匈帝国境内革命的普遍口号,并成为促进战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各国民主化进程的推动力量。

其二,涉及欧美各国战后和平运动的发展。大战的爆发使战前的和平运动遭受沉重打击,战后欧美各国的反战与和平运动得到了大发展。例如,1919年,英国在伦敦修建了塞诺塔夫纪念碑,从此,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日,纪念碑前都堆满了鲜花和由红色的小花做成的花环,前来缅怀那些在一战中牺牲的人们,并表达自己的反战与和平诉求。另外,据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在欧洲很多主要的战场上,都出现了很多的罂粟花。后来在英国佩戴罂粟花也就成了一个标志,以纪念战争当中的死难者,同时也记住战争,祈祷为和平做出更多的努力。

其三,涉及国际联盟的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不仅使各国人民渴望和平,也使一些政治家考虑建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能够保障和平从而保护列强利益的国际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国际联盟。尽管国际联盟并没有能够真正维护和平,但是它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理念、促进国际合作并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职能,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其四,涉及20世纪30年代英法等国家对法西斯国家的绥靖政策。正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极端残酷性和欧洲人口因大战而大量死亡,使欧洲的民众感到精疲力竭并产生了厌战情绪,在英国,更由于大战后长期的经济不景气,使英国民众和他们的领导人都不想再有新的战争,而不论这种战争是由谁挑起的以及英国是否应该为正义而战。这种民意,对英国30年代的绥靖政策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实际上,当张伯伦在1938年9月30日慕尼黑协定签字后飞回英国时,他受到了巨大而热情的欢迎,他还骄傲地展示了一个由和他本人签署的文件,该文件宣布了这两个国家希望避免所有可能的争执之源并为欧洲的和平作出贡献的强烈愿望。尽管达拉弟没有这样一个相似的文件,但是他在法国也受到了同样的欢迎。特别是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祝贺这一协定的签订避免了一场战争的信件从英国以及世界各地飞到首相尼维尔·张伯伦的办公室,这些信件装满了几个大盒子,足以说明当时人们的和平主义情绪。

关于一战与二战的关系: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

关于一战对二战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曾被当时的人们称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然而,仅仅过了20年,另一场大战就在1939年爆发,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就其广度、深度和破坏程度而言,可以说是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一切战争的总和。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A·J·P·泰勒在其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中明确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种胜利成果中生长出来的,是从运用这些胜利成果的方式中生长出来的。”美国历史学家H·斯图尔特·休斯在其颇有影响的著作《欧洲现代史》中认为:“正是第一次大战,使得欧洲社会不可能在旧基础上重建。这次战争‘为未来洗好了牌’;它造成一种人们无法维持国内国际稳定的局面,从而下一次大战终于不可避免。”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个性研究上,这些看法颇具启发性。

其二,与上个问题相联系,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研究。这里至少要研究两个方面:(1)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作为一战后的和平安排,为什么没有能够长久地维持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根源,即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对世界作出的和平安排之中。正如英国学者理查德·拉姆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深植于1919-1920年签订的凡尔赛、圣日尔曼和特里亚农条约的条款之中。”曾任英国首相的也曾尖锐地把凡尔赛体系称为“胜利者所做的蠢事”,此话颇有见地。(2)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各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上面已经谈到,30年代以英国为首的英法等西方民主国家所实行的绥靖政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密切相关。美国在战后的孤立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中立法”,也与一战密切相关。

以上只是有关一战研究的一些方面,挂一漏万。希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到来之际,国内学术界能够重视并重新思考这场大战的爆发和结局,这不仅会使人类更加深刻地认识战争、和平、革命、改革等问题,也会对20世纪的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变迁、对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有更为深刻的感受与认识。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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